“作为一名基层纪检干部,‘圈子小、熟人多’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人情关’是我们要突破的一大阻碍”

郭慧：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作为一名基层纪检干部,“圈子小、熟人多”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人情关”是我们要突破的一大阻碍。今年4月，奥运村街道纪工委接到举报，社区党委书记李某以女儿结婚为由宴请全体社区干部并收受礼金。经街道纪工委初核，社区干部得知李某女儿要结婚自发凑份子钱12400元，婚礼当天李某并未邀请社区干部参加，但在婚礼后邀请社区干部聚餐。李某违纪事实清楚，但在初核、立案调查过程中，街道纪工委却遇到了人情障碍。一些领导及李某本人都认为大家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希望街道纪工委抬抬手放一马，批评一下就可以了。面对这种情况，如何过好这道“人情关”，对于我们来讲是个考验。

吴顺来：类似的人情障碍，我也是深有体会。我是一名成长于公安系统的干部，目前担任休宁县纪委监委驻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与公安局的同事共事多年，许多还是一起面对过穷凶极恶犯罪分子的战友。去年我们查处交管大队相关民警违规私车公养及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微信红包等问题时，就遇到了人情困扰。随着这起问题调查的深入，牵出违纪民警十余人，涉及县交管大队事故中队和三个路面中队，涉案金额七万余元。涉及人数多、涉案数额大，又是同事和战友，调查处理中人情的左右是显而易见的。

许文善：担任纪工委书记以来，我听到不少“劝告”，比如“别搞得面红耳赤、伤了和气”等，遇到一些违纪行为时也有人建议从轻处理。去年10月，我经办了筼筜街道屿后社区通过虚列支出、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并部分用于社区工作人员福利发放及活动开支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任屿后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孙某负主要领导责任。当时，孙某的父母都罹患癌症，孙某本人的身体情况也不太好，有的同志希望能“手下留情”。

高惠萍：我感到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初，在基层纪委查办案件过程中，请托关系说“私情”的情况时有发生，随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断深入，基层干部逐渐提高了认识，说“私情”的人少了，但打着“公情”招牌向纪委说情的行为渐渐增多。去年，我们对街道卫计办开展精准帮扶检查，发现有的工作人员作风不实、不认真履行职责，把不符合计划生育家庭特殊扶助对象申报标准的居民纳入申请对象。查处过程中，相关部门领导为经办人员说情，认为经办人员已是超负荷运转，如果再受到处理，以后谁还愿意到一线岗位工作？

“当前基层纪委面临的人情障碍，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移风易俗仍任重道远”

许文善：在乡镇一级监督执纪中常常遇到人情障碍，究其原因，根源还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政治意识不强，从严管党治党的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平时没有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部门、挂点村（社区）干部违纪问题，没有反省自身监管失职，只想通过找纪委说情，为违纪人员找说辞。

郭慧：我认为当前基层纪委面临的人情障碍，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移风易俗仍任重道远。以奥运村街道办事处为例，其前身是洼里乡，2011年正式撤乡建街，更名为“奥运村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中原洼里乡干部较多，很多都是原来的老乡亲。在说情的人中，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认为街道纪工委的监督执纪过于严格甚至“不通情理”，觉得李某的行为虽然违反了相关规定，但李某也有苦衷，作为原洼里乡人，与社区干部街里街坊，儿女结婚不请客不收份子钱会伤了乡亲感情。

高惠萍：前面讲的打着“公情”招牌向纪委说情行为的背后，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思维误区，误将容忍干部违纪违规行为与保护干事创业热情混为一谈。实践中我感到，说“公情”的情况多发生在承担了基层征地拆迁、开发建设、帮扶攻坚等急难险重的工作部门或工作“骨干”违纪违规情况中，由组织或单位领导出面求情，理由多为“为了推动工作踩了纪律红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等。这种“将功赎罪”的认识偏差，导致说“公情”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基层纪委履职带来一定干扰。

“身处人情社会，更加考量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能力、责任和担当”

吴顺来：认真履行党章规定的职责，是纪检干部抵抗外部干扰的定盘星、压舱石。工作中，我们以实际行动令相关人员认识到，坚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是纪检干部职责所在、使命使然。在查处交管大队相关民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初期，个别民警思想有抵触情绪，甚至怪罪于纪检组和我本人。我们除了多次向县纪委监委和县公安局党委汇报案件办理情况争取指导和支持外，还建议在召开县公安局党委会研究处分决定时，邀请县局交管大队主要负责人旁听，使违纪人员明白作出纪律处分是严肃的事情，不是由哪个人说了算、也不是针对谁。最终，这起问题中，4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12人被诫勉谈话，被处理的同事都心服口服，均表示诚心悔改。

许文善：面对人情困扰，必须清醒认识到情法不可混淆。在孙某提出家里困难后，我们以此为突破口，为其分析利害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但没有让孙某产生对抗情绪，反而促使他在谈话过程中主动交代违规违法的事实。经查，孙某不仅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还涉嫌职务犯罪，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由此看来，被调查人提出家庭情况，只要处理得当，并不一定会成为人情障碍。

郭慧：身处人情社会，更加考量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能力、责任和担当。前面讲到的社区党委书记李某违规操办喜庆婚宴问题，在组织审查和监督调查期间，街道纪工委精准施策，充分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争取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化。经过思想教育，李某积极配合调查，主动交代问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我们还要求李某所在社区党委召开两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会上李某及班子成员进行深刻的思想检查。

黄秋荣：我们探索借助协作区办案优势破解人情障碍。合浦县将相邻的几个乡镇组建一个办案协作片区，由县纪委办案部门分片联系协调组织办案。遇到人情关系比较棘手的案子，可以交由协作区内的其他乡镇纪委来组织调查，让涉案人员手中的“关系网”“人情网”难以发挥作用。比如去年与常乐镇相邻的石康镇在调查镇国土所所长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由于镇纪委与国土所在同一个大院办公，碍于情面，调查工作拉不下脸。该镇纪委借合浦县办案协作片区优势，通过县纪委办案部门分片联系协调组织，将石康国土所所长违纪问题交给常乐镇纪委调查，石康镇纪委负责协助，避免熟人关系对案件调查造成干扰。

高惠萍：我们的一个经验就是做好监督执纪的“后半篇文章”，让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更有温度。以前面提到的街道卫计办工作人员作风不实问题为例，纪工委对3名经办人员实行诫勉谈话，谈话之后，我们又开展教育回访工作，为被处理人员解开思想上的“疙瘩”。

张狄：我们注重从移风易俗的角度下功夫破解人情障碍，及时采取措施遏制苗头性问题。我镇北孙各庄村原党支部书记王某平时在村里的威望很高，又是该村王姓大户家族的成员，几乎大半个村子的人都和他有亲戚关系。去年，王某的孙子出生，村民们纷纷前去探望并提议王某大摆筵席，王某也准备“风风光光”办一回。在得知这个苗头性问题后，镇纪委高度重视，立刻约谈王某，再次向其传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王某在接受镇纪委谈话后，表示将立即停止操办，镇纪委还在该村党风廉政文化宣传长廊专门开设一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专题报道，在村里营造风清气正氛围。